刘祖云 | 公共管理学科建设：逻辑、核心与基础

作者简介

刘祖云，哲学博士，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

从普遍性角度看，任何一个学科建设都应遵循基本的“学术逻辑”，这一逻辑主要表现为: 从阅读到发表的独立研究，以及这一独立研究需要拓展到两个场域，一是在教室中展开的教学活动，二是参加学术会议与进行学术对话。另外，任何一个学科建设的核心乃是形成“师生学术共同体”，而终极目标就是构建“学术流派”。从特殊性的角度看，公共管理学科建设必须在学术思想史、概念体系与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等方面加以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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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满打满算，公共管理学科在中国的发展也就二十年多一点，它诞生的标志是 1997 年研究生专业目录调整，在管理学门类下增设了公共管理学一级学科。二十多年的学科发展也需要我们直面这一学科建设的基本问题。当下，我们正处于建设“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热潮中，而一流大学必须有一流学科来支撑，如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顾海良就提出，“双一流”建设要坚持以学科建设为基础。 在“双一流”建设的背景下，我们更需要反思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一些基本问题，以利于在学科建设中能达成一些基本的共识。本文对于公共管理学科建设问题的思考，采取的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原则，即前两个部分更多的是从普遍性角度后一个部分则是从特殊性的角度来思考这一学科建设的问题。

学科建设应遵循“学术逻辑”

国际上影响较大的学科评估指标体系有《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THES)学科排名和国际高等教育资讯机构(Quacquarelli Symonds，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THES 学科排名按生命科学、艺术与人文、临床医学与健康、社会科学、物理学 6 个学科领域设定了分科评价指标。评价指标设 5 个一级指标，13 个二级指标，其中教学、科研与研究影响力等三大一级指标各占 30% 的权重。QS 学科排名包括学术声誉、雇主评价、篇均论文引用量和 H 指数等 4 个指标。由此可以看出，不管是什么样的学科评价指标，科学研究及其一流的学术队伍、一流的学术声誉应该是核心指标。这就是学科建设必须遵循的“学术逻辑”，即“无学术即无学科”。

笔者认为，学科建设的学术逻辑是指，一个学科的学术声誉与学术影响力是由学科群体中的个体在学术研究活动中长期形成与建构的，这一学术研究过程必须遵循一些基本的规律与路径，比如，个体独立的学术研究必须遵循从阅读到发表的流程，而且个体独立学术研究的活动必须在两个场域下实现互动。

(一)独立的学术研究: 从阅读到发表

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常规流程就是阅读、思考、写作与发表这四个环节，其中，“阅读”这一环节是这个完整流程的基础。也正如林贤治所言，“所谓学者? 学者是人，而能机器似的运作。他们最大的资本是拥有知识，或称学问; 是大量书籍，尤其是经典和教条的嚼食者。……他们常常以精英自居，远离俗众的日常生活。”

笔者认为，学术研究有两个决定性的因素: 一个是连韦伯也承认的“天赋”。他说，“我们从事学术研究时是否有灵感，靠的是人所不能预测的命运，此外就是靠‘天赋’。”另外一个是对于经典文本的阅读。因为，文本的宽度将决定着学术道路的长度。在这一方面，西方学术专著给我们呈现出来的印象是: 在某一个议题上对于文本的系统把握与逻辑梳理，即学术史考察。一个完整的学术史考察就可能让某一个人成为这个议题或领域的专家。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国家的“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在课题论证时，越来越要求增加“学术史考察”的分量。

学术研究的第二个环节是“思考与写作”。兰德尔·柯林斯在《互动仪式链》中将它理解为类似于中国的“内省法”，他说:“研究思想的直接方法是内省法(introspection): 观察一个人自己的想法并记录下来。这些想法可以是研究者自己的; 或者其他人的想法，这些想法因各种理由而被报告出来。”对于学术研究中思考的重要性，Ｒ．柯林斯的强调则更为绝对，“说没有人类思想共同体，我们就寸步难行，这不过是道出了一个历史事实:思维社会学表明，没有思考，我们就寸步难行。”正是在这种持续性的阅读与思考中，被称为“灵感”的东西才可能出现。当然，灵感何时能出现以及它是否能出现都依人而论。从经验的角度看，灵感常常在“思考的纠缠”中离开书房或写作台之后才闪现。也正如韦伯所言:“如果我们不曾在书桌前苦苦思索过，并且怀着一股献身的热情，灵感绝对不会自动来到我们脑中。”

学术研究的第三个环节是发表。“发表”是学科建设中获得学术声誉与学术影响力的主要途径。“在学术领域，我们的成果是以写出的东西来体现的，出版物就像硬通货，是学术成果的基本表现形式。……在许多人文学科领域，出版物本身就是学问。” 因为，像期刊、专著与学术会议这些不同类型的出版物都是一种传播媒介;学术成果只有通过这些途径才能得到传播与评价，而且学者们的声誉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发表了什么，在哪儿发表，发表了多少，以及同行及社会各界对这些成果的反响如何。《环球时报》在 2018年 11 月 2 日的“深度报道”中发表了一文，即《控制舆论，犹太人的“绝招”》。此文认为，无论是从教育程度、城市化程度、就业率还是社会地位来看，美国犹太人都有着比其他族群更大的优势。作为外来移民，犹太人重视教育，尤其与华裔不同的是: 他们在语言方面不满足于生存用的日常会话，而要达到能发表文章并影响他人思想的程度。因此，“发表”成为犹太人在美国获取社会影响力以及生存制胜的绝招之一。

美国学者卡尔·博格斯认为，尽管知识分子所起的政治作用总是间接的和变化的，但却是决定性的。因为知识分子借助于“发表”的影响力，“在权力和知识之间、统治与合法性之间、运动和意识形态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换句话说，他们都是不可或缺的历史性参与者。”

(二)学术研究拓展的“两个场域”

学术研究也是一项社会性的活动，尽管个体独立的学术研究是必要的，但是它也需要获得一些社会场域的支持。学术研究活动拓展置社会场域下，其意义在于:一方面，可以实现与场域内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动; 另一方面，也是形成社会声誉与社会影响力的有效途径。

场域之一: “教室”中展开的学术。唐纳德·肯尼迪在《学术责任》一书中，将“教学”作为学术责任的一项重要内容。他说:“对学生负责是大学的主要使命，也是教师的主要学术职责。”而且，“在社会对当代大学的许多期待中，最重要的

就是大学能够教好学生。”历史地看，“教学职能”是现代大学制度建立时的主要职能，一直到19 世纪，科学研究与大学之间的关系才越来越密切，这时，大学才逐渐成为科学研究的主要阵地，由此，大学教师也从单一的“教学型”职业转变为双重的“教学科研型”职业。接着，在大学的制度变革中，体现不同学术贡献与声望的分层体系也开始建立起来了，这也就埋下“重科研、轻教学”

的种种隐患。

在《学术责任》一书中，唐纳德·肯尼迪一再把教学活动看作是“学术责任”之一，这是有所指向的，他明确指出，近年来在美国大学中，科研与发明创新已经占据了更重要的地位。在他的叙述中，我们能够深切地体会到:当今大学“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与原因，以及这一现象可能带来的危害。在阅读这本书第三部分的“教学”中，我们能感觉到作者的分析好像是在针对今天的中国大学。为了改变这一局面，他除了一再强调教学是教师的学术责任之一外，还不断地强调大学教师一系列复杂的角色，即事实的传播者、传授技能的师傅、创造性洞察力的启发者或分析性思维的深思熟虑的向导，以及“道德上导师”与“榜样”。同时，他还提出了两个非常富有洞见的观点;一是“教学”这一复杂的学术责任必须“强调在教室里发生的过程”。二是“教学”这一学术责任的实现需要大学里“有思想的长者”与他们(笔者注: 指学生)“进行有意义的接触”与“紧密的接触”。这些观点都令人耳目一新。

场域之二: 学术会议与学术对话。参加学术沙龙或学术会议是学术研究“在场”的另外一种方式。学术研究活动，尤其是在人文社会科学的领域，一方面，它是学者从阅读开始，进入思考与写作阶段，然后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的一种独立性很强的科学探索活动;而另一方面，这种独立性的活动也需要在交流、讨论甚至是论辩中获得灵感。兰德尔·柯林斯认为，“我们把此网络模式概括为卓越孕育卓越者;学术创造性是有感染力的，在一个群落中有影响的东西，会通过言传身教和个人接触从一者传递到另一者。”而 Ｒ． 柯林斯则从交流与思考关系的角度阐述了交流与对话的重要性，他说:“因为观念只存在于思维者之间的交流过程中。……思考总是体现为交流的后果或交流的准备。思考者不会先于交流而存在，交流过程创造了作为过程核心的思考者。”

也正是缘于学术研究需要交流、讨论与对话，早期的学术聚会是以一种非正式、非体制化的学术沙龙、假日聚会、周末茶会、咖啡馆聚会等称之为“无形学院”的方式展开的。之后，学术交流与讨论分出了两条途径，一是非正式的各种学术沙龙。在这种学术聚会中，不论资历、不讲派别、不分地域，有共同学术兴趣与爱好的研究者自由而舒畅地展开讨论、争鸣或辩论。二是由学术团体主办的正式的制度化的学术会议。从其功能的角度看，“每逢某一专业学会的学术会议，来自国内外的学者带着精心准备的学术论文纷至沓来，以文会友，与参会学者交流、切磋，一切似乎都彰显着学术自由的经典大学理念和公有性、无私利性等科学的精神规范。”但是，目前这类学术会议越来越强调其程序性、仪式化的特性，而大大地忽略了它原始的学术交流的功能，即人们通常所言的“有发言无学术”“有学术无交流”“有交流无争辩”等怪现象。这样，作为仪式的学术会议俨然成为“学者们”身份象征性的“出场”，也成为“学者们”定期或不定期的、在特殊的时空背景下的“出场”方式，这时，仪式是大于学术的。

学科建设的核心：师生学术共同体

在对当今“双一流”建设的反思中，有人提出学科建设中“见物不见人”的现象。所谓“见物不见人”，主要是指，学科建设与评估中严重忽视了以“学生学习为中心”的课堂、课程与教材等因素的重要性。事实上，这违背了学科建设中“科学研究、人才培养与社会服务”的核心任务之一。对此，现任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就断言: “现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根本任务是要培育世界一流人才。”有学者就提出，在“双一流”建设中，要牢固竖立“学生学习中心”的理念，因为它是一流学科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笔者认为，学科建设的核心乃是构建“师生学术共同体”。

库恩认为，“科学共同体是由一些科学专业的实际工作者组成。他们由他们所受教育和见习训练中的共同因素结合在一起，他们自认为也被认为专门探索一些共同的目标，也包括培养自己的接班人。”在这里，库恩强调了这“一群人”的三个方面特质: (1)具有科学专业; (2)具有共同目标; (3)进行代际传递。这事实上就是本文所言的“学术共同体”。而本文所言的“师生学术共同体”是指，在“学院、学部或系部”这个制度化的学术机构中，由教师、学生所组成的建制性的学术共同体，以及属下的多个非建制性的“学术部落”。

(一)学术共同体中两类重要的“学术产品”

“学科”是建制性的、制度化的组织存在，换言之，是这种建制化的组织把相同专业、相同追求且具有共同目标的人聚合在一起，形成了学术共同体。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所建设的学科，是由具体的内容组成的，这些内容就是学科评价的依据，因此，教育部在评价学科时需要把学科细化为一系列的评价指标。组成学科的具体内容就是学术共同体的产品。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来说，学术产品主要有三类，一是学生; 二是教材、论文与专著等理论产品; 三是应用学科的智库产品。这也基本对应了大学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与社会服务”的三大功能。当今，论文、专著与智库产品(或决策报告)作为学科建设的产品已经获得了足够的重视，而“学生”与“教材”在学科建设中却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

第一，“学生”是学术共同体综合性的学术产品。一个学术共同体的组织文化、研究风格、知识倾向、学术特点等等因素都可能通过教学这一活动而转化为学生的素质，从而成为学生走向不同社会实践的本钱。因此，一流的大学培育了一流的学科与学术共同体，也自然培养了一流的学生。而一流的学生走向社会后带来的是良好的学术声誉。也正是因为这样，肯尼迪在《学术责任》一书中谈“教学”时，特地讲了“为学生写推荐信”的事，他说:“写推荐信之于教学正如发表论文之于研究一样，乃是教学过程中有实质内容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二，“教材”是学术共同体严肃的学术产品。在今天中国的高校里，就学术产品的影响力而言，学术论文是第一位的，专著是第二位的，而教材充其量也只能排在第三位。在上文中，笔者认为，教材作为学术产品对于学生培养、学科建设以及学术共同体声誉具有重要意义与价值。就拿公共管理学科为例，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一批“经典教材”，像美国特里·L． 库伯著的《行政伦理学: 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已发行至第四版，澳洲欧文·E． 休斯著的《公共管理导论》已发行至第二版。尽管这是两本教材，但是对于公共管理学科领域的同仁来看，我们并没有把它看作是教材，而是赋予它严肃的学术产品的地位，这可以从公共管理类的学术论文的引用中看出。因为这些经典的教材并不是“编写”出来的，而是著述的成果。

在哈佛大学的课程建设中，还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研究案例课程，在《哈佛走向现代: 美国大学的崛起》一书中，作者说: “哈佛商学院在五六十年代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保证课程设置大体上对商业和学校有意义，并且确保其在该领域内的主导地位。教员们更为精心地准备哈佛研究案例———这些教学教材是哈佛商学院对商学院教育方法的独特贡献———在国内甚至国际上都广泛的应用。”由中信出版集团于 2016 年出版发行(笔者注: 截至 2017 年，此书已印刷了第 6 次)、由美国安妮塔·埃尔伯斯(系哈佛校史上获得终身教席最年轻的女性教授)著述的《爆款: 如何打造超级IP》就是这类研究案例的一个典型代表。作者在书中指出:“10 年间，我深入娱乐、媒体和体育等各领域，怀抱着满腔激情写下了《爆款: 如何打造超级 IP》这本书。起初，我是为了申请哈佛大学终身职位而萌生了专注于该领域研究的念头。在那时，我便已知道，这是一条人迹罕至的路。”对于一门课、一本教材投入 10 年的时间与激情，在今天中国大学急功近利的氛围下，是难以想象的事。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把课程与教材作为严肃的学术产品来对待。

(二)建构以“学生学习为中心”的学术共同体

大学的学院或系部的制度化建制只是形式而已，而实质性的制度基础则是学科，因为学科与学科背后的学术共同体才是大学最基本的组织单位。也正是看到学科建设对于哈佛大学学术共同体的重要意义，《哈佛走向现代: 美国大学的崛起》一书的两位作者几乎动用了全书的篇幅，来细致描绘 20 世纪后三分之二时期内，哈佛大学各个学科的发展脉络与演进细节。世界一流大学之所以卓越，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形成了世界一流的学科，以及形成了以“学生学习为中心”的学术共同体。

第一，“教师、学生与课程”乃是学科建设的三要素。在《哈佛走向现代: 美国大学的崛起》一书中述及哈佛的办学理念时，作者指出:“以学术声誉挑选教师，根据学生的智力水平录取新生，并且创造了一种以国家和国际的学术名望作为所有事务判别标准的校园文化。”同样，另外一位学者在述及“一流大学”的决定因素时也指出:“一所大学要实现卓越，第一个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因素就是拥有众多的优秀学生和教师。”从经验的层面看，学科的核心要素是“教师”，但是，上面两本书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教师之外的一个因素，即“学生”。

因为学院或系部本质上就是以学科为核心而形成的师生共处的共同体，这一共同体的特征就是师生之间频繁的互动;而且，这种互动是通过“课程建设”这一环节来实现的。有研究显示，哈佛之所以成为一流大学的核心要素就是“课程建设”。无论是从课程的“选修制”到“主修制度”，还是从“核心课程”到“通识课程”，抑或是建成了一批注重加强学生对必需的“事实性知识”了解的“哈佛学院课程”。哈佛都在引领大学的学科发展与改革。大学“课程建设”在学科及学术共同体建构中，之所以具有如此重要的连接功能，是因为课程是基于对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实践所共享的经验及知识的理解而形成的，而学科就是承载这些知识的重要载体。

第二，“大学教材”乃是课程建设、学科建设的“实体性产品”。更进一步地说，课程建设是一个过程，这一过程的果实就是“教材”这一“实体性产品”。这样，“教材”在教师与学生的互动中显得特别重要。因为学生一踏进大学的校门，他们首先接触到的就是教材，而且教材可能是与他们四年相伴时间最多的学术产品。

在中国的大学发展中，有一个现象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即在 2000 年之前的中国大学精英化发展阶段，大学教材作为一种学术产品其质量是值得信赖的，在那种知识与信息都不太丰富的年代，可以说是“教材”伴随着学生们的成长与进步。而在中国大学进入到扩招的大众化发展阶段时，由于学生数量的快速增加，以及市场力量介入到大学教材的发行中等诸多非学术因素的影响，大学教材的质量问题已然成为中国大学学科建设的一块短板。今天，我们能看到的现象是: 由某个教授领衔组织一批青年教师，甚至是研究生快速编写教材已是屡见不鲜。也正是感觉到中国大学教材存在的严重问题，教育部及其他的行政部门推出了一系列的“精品教材建设工程”，以遏制大学教材编写、出版中的问题，由于这一行为带有很严重的“行政干预”色彩，也没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倒是由一些有远见的出版社，在发现中国大学教材的问题后，翻译与出版了一批西方一流大学的教材。而我们大学“炮制”出来的教材与这些一流大学的经典教材相比，实在是相形见绌。

大学教材对于学科发展的重要性，还在于它在学术理论传播过程中具有中介性的作用，因为“高等学校教材的特点是:把学术研究中达成共识的理论知识与观点，以完整的理论体系的形式呈现出来。因此，它是学术研究走向普及化与社会化的一个路径。因为高等学校教材的阅读对象是大学生，他们可能是理论研究的后备军，也可能是社会实践的未来力量。”因此，每一个大学生，要么是“站在教材这一学术产品上”走向更高的学术研究领域，要么是“带着教材的思维与方法”而走向具体的社会实践。可见，我们千万不能低估大学教材在学科建设及学术共同体培育中的重要性。我们要清楚学生既是学术共同体的要素之一，也是学术共同体的产品之一。

(三)学术共同体的目标: 建立学术流派

南京大学哲学系的张一兵、张亮在谈到中国当代哲学研究时认为，当代西方哲学运动就因为学派生生不息的创化、生长和嬗变而呈现为一条不断前行的地平线。而国内的哲学工作者尽管人数众多，却缺乏有效的学派整合与理论互动。他们认为，对于 21 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来说，“当务之急就是进行学术流派的本土建构”。从学术研究活动来看，南京大学哲学系以张一兵为核心的研究团队已自觉地在进行学术流派的建构了。对于大学学术流派建构的问题，有人认为，那种不能涵养学术流派的大学，“要么办学缺乏理念和追求，要么缺乏学术领袖和大师”。因为学术流派的形成恰恰是大学学术自由的成果，它是大学教育成功的重要标志。

对于“学术流派”，西方的社会学史学者概括出三种意义上的“学术流派”。一是学术机构或制度意义上的“学派”，这主要强调的是在一个建制体系内的学者群，比如大学里的学院或系部。二是心理认同意义上的“学派”，这强调的是学者们在研究活动中的心理联系; 三是类型学意义上的“学派”，即学者在理论、观点、方法等方面的相似性。本文所言的学术流派事实上主要是指建制意义上的学术流派，即大学学院或系部里的学术共同体。当然，由于学术活动的开放性与交往性，一个建制体系内的学术流派越成熟，就越会在体制外产生“心理认同意义上”的学者与“类型学意义上”的学者，这恰恰说明了这个学派的理论影响力。

柯林斯认为，“学术群体、师生链条、同时代的竞争对手，是他们共同构成了结构性的力场，学术创新就是在这里面发生的。”笔者认为，大学学术流派的产生与建构也取决于这三个因素。

第一，纵横两个维度“学术群体”的丰厚度，是支持学术流派产生的社会基础。在中国的大学中，建制性的学院保证了学术共同体在体制内可以寻求多种社会资源支持，比如，享受国家拨付的教育经费、申请政府资金，以及参与政府的学科评价等。一个学科的影响力越大，它获得社会资源的质量就越高，数量就越充足，这是事实。但是，这一点对于学术流派的支持度还有待进一步考察。笔者认为，这个学院及学科所在的纵横两个维度学术群体的丰厚度，对于学术流派的影响却是至关重要的。所谓纵向的学术群体丰厚度是

指，这个学科在全国范围内发展的成熟度及理论水准; 而横向的学术群体的丰厚度是指，这个学科在所在大学的学科群落的成熟度及理论水准。

第二，以“师生链条”为核心的学术传承，是学术流派产生的关键。张一兵与张亮认为，“综观当代西方有影响的哲学学派的历史，我们发现了一个共同点，即任何一个学派都拥有一个具有高度自觉的反思意识的学术核心或者说学术带头人。”学者周群通过对中国学术史上重要学术流派的梳理，也认为，“以学派宗师为代表的学术旨趣往往是学派的主要标识，学派向心力的基本内核。”因为学术核心或学术领袖以师生传承的方式，把自己终身积累的思维方式、知识结构、研究偏好等学术因素，以及写作习惯、个人禀赋等非学术因素，像链条一样地往下延伸，而“博硕士生导师负责制”的制度设计保证了这一链条式的师传方式。在这种学术传承中能够产生学术流派还需要具备三个要素，即“学术大师、追随者(师承者)及普遍 性 原 则 ( 共 有 的 研 究 理 念、方 法 或 范式)。”以此审视当代中国的大学，我们既缺乏“学术大师”，又缺乏“真正的传承者”，当然也就难有“学术流派”。

第三，同时代的“学术竞争者”，是学术流派的内在动力。有人在谈到牛津的传统时说，38 个学院都是自治的，而且四个学术分部都有很大的自治权限。“它鼓励自由、开放，以及间或的热烈争论，这些正是一所大学富有活力、不断变化的标志。”而当我们观察任何思想史时，也发现，重要的思想家常常是成双成对地出现，相互竞争的观点也基本是同时代提出的，这就是柯林斯所言的学术领域的第三个特征，即“学术的竞争”，因为这种同时代的竞争对手的存在，“它们通过坚持各自对立的立场而重构着关注空间。这些冲突———立场之间的种种差异———无疑是知识分子最宝贵的财富。”因为对立的双方总是相互建构的。

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三维基础”

从公共管理学科的特殊性来看，相对于其他的人文社会科学，它建制得相对较晚，理论基础也相当薄弱，因此，这一学科的发展与建设，必须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强化，以打好学科发展的基础性构件。

(一)学术思想史的“固定文本”

学术思想的发展史，实际上被理解为以往的思想家通过多样化的探索而形成知识、认识世界的过程。黄宗羲以百川归海为喻，对此做了形象的阐述:“夫道犹海也，江、淮、河、汉，以至径、渭……莫不昼夜曲折以趋之，其各自为水者，至于海而为一水矣。”在大学的本科教育中，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生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学科“思想史”的学习。而今天，公共管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目前尚无一本学术思想史的教材或著作，就使这一学科缺乏了“学理基础”与“学术根基”，而且也使这一学科的“知识合法性”成为一个问题。

经济学家汪丁丁在谈及自己的《经济学思想史讲义》这本书时，论及了一个学科的核心问题即“知识合法性”问题，即我们在每一门课程里学习的知识，往往是一些最新的“知识片段”，如何才能保证这些“知识片段”的合法性? 他大致讲了三个层面的意思: 其一，“应遵循每一学科的知识共同体长期认可的那些权威认可的标准”，换言之，凡是符合这些标准的知识片段，就具有知识合法性;其二，为了求证这些知识的合法性，“应追溯这些最新知识的学术源流，务求确信它们是出自学术权威或可逻辑地追溯至权威们的思想。”其三，任何一门学科的知识合法性，“必须从学术思想史当中求得”。

今天，当我们谈论公共管理学科时，无论是认为它是“边缘学科”，还是认为它是“弱势学科”，可能都与它缺乏学术思想史的支撑有关联。从客观上看，公共管理一级学科下设的五个二级学科的“分散性”与“混合性”，也很难使它能整合成一个知识共同体; 再加上公共管理学科又缺乏一个共有的学术思想史的“固定文本”，因此，让它结合成一个知识共同体就更难了。正如 Ｒ·柯林斯在谈到知识分子的“仪式共同体”时所说的，“核心在于特殊的言说行动; 超越情境的对话的进行，连接过去和未来的文本。正是对这一共同活动的深层意识，把知识分子结合为一个仪式共同体。”一方面，一个学术思想史的“固定文本”，对于研究者来说，可以让他意识到学术嬗变的契机，希望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来获得学术研究的方向感。另一方面，对于“后学”来说，学术史的主要功用在于: 通过“分源别流”，让“后学”了解一代学术发展的脉络和走向;通过描述学术进程的连续性，鼓励和引导后来者尽快进入某一学术传统。

当然，本文所言的“固定文本”，并不是说只需要一本学术思想史，事实上也不可能只有一本学术思想史。对于学术思想史的不同阐释，尤其是在对以下三个关键问题，即公共管理学的开端、历史分期以及内在逻辑上的不同阐释，就会形成不同的学术流派。这样，反而会增加公共管理学科的学理深度与学术厚度。

(二)概念体系与结构性分析框架

张康之与张乾友在《公共行政的概念》中说道: “概念是学术研究由以展开的工具，要促进学术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任何学科都必须对它的基本概念有着共识性的理解。”笔者认为，学科建构的第二个基础就是形成一整套的概念体系，在这个问题上，公共管理学科是比较薄弱的。

概念体系或概念群落在一个学科建构中为什么这么重要? 哲学家冯契先生在《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一书中说，金岳霖在《知识论》中提出概念对“所与”具有摹状与规律的作用。他把这双重作用称作“摹写”与“规范”;摹写与规范两者兼备是抽象概念的功能，也可以说，两者统一即是抽象活动。因为，任何学术研究活动都是借助于概念、范畴等语言形式，进行理论抽象的过程。通过这种概念的理论抽象，“所与就保存在概念中，成为主体经验中的事实，并且主体能运用命题加以陈述，得以传达。……所与化为事实，便不仅是感觉，而且是知识。”

张康之也说过，“一门学科得以成立至少应当有一个完整的概念群落，概念之间的关系应当是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排列起来的，概念的展开应当呈现出层级化，即可以将概念分成多个层级，并使概念排列起来后所构成的体系具有秩序，从而以知识的形式出现。”

笔者认为，在“公共管理”学科的概念系统中，张康之及其学术团队在两个层面上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概念辨析或概念建构工作。一方面，以“公共行政”这一概念为原点，对公共管理学科中所涉及的诸多概念进行了辨析，而这一工作最集中的体现就是张康之与张乾友著述的《公共行政的概念》一书;另一方面，发端于张康之著述的《公共管理伦理学》一书，由一种“结构性的逻辑母题”而演绎出来的一系列学术概念群。这一“结构性的逻辑母题”主要是:形式上遵循正—反—合三段论的“农业社会 － 工业社会 － 后工业社会”的社会形态，“统治型 － 管理型 － 服务型”的社会模式，以及“权制 － 法制 － 德制”的社会治理体系。可以说，张康之对公共管理学一系列学术概念的创制，都源于这一“结构性的逻辑母题”。在某一学科领域内，提出一个“创制的概念”是对某一新现象的概括，或者是对某一新现象的解释，或者是对某一个新趋势的预测。而创制出一个概念群落，并且这些概念具有一定逻辑关系、概念的展开是层级化的、概念间也呈现出一定的秩序。这就表现出上文中所言的“学术流派”的某些特征了。

当然，公共管理学学科的建构还需要许多别的概念群落，比如，围绕“公共性”而展开的诸如公共管理、公共利益、公共活动、公共领域、公共空间等等。这些概念群落对这一学科建构具有基础性的意义与价值。当然，对于这些概念的研究与辨析还需要回到学术思想史中去。

(三)研究方法的多样性

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已越来越突出。哈佛大学自建校 370 多年来，在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一直保持着世界顶尖水平，其毕业的校友中包括: 7 位美国总统、39 位诺贝尔奖得主，以及数以万计的成功企业家和政治家。有学者认为，哈佛及美国的其他知名大学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可以有很多解释，但是，长期以来高度重视“研究方法”的教学与研究是其中至关重要的原因之一。比如，针对教育管理专业而言，哈佛大学共设置了 5 门研究方法课程，斯坦福大学设置了 8 门研究方法课程，并且研究方法课程的学分占到了课程总学分的 1/3 左右。笔者认为，研究方法及其多样性是学科建构的又一个重要的基础性构件。

在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反思中，有两个观点是极具代表性的: 一是严谨的学科研究方法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多样化的研究方法是缺失的，并存在着“重质的研究而轻量的研究、重概念推演而轻经验分析、重宏观而轻微观的研究倾向。” 二是应该注重运用行为研究、实验研究、预测研究、模拟仿真、数据挖掘等前沿方法。

黑格尔在谈到哲学方法的特点时说，“方法并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和概念”。他还认为，方法“只能是在科学认识中运动着的内容的本性，同时，正是内容这种自己的反思，才建立并产生内容的规定本身。”黑格尔要强调的则是:“方法一定由内容来决定”这一基本观点。在众多对公共管理学科特点的反思上，尽管有许多不同的观点，但是对其综合性、交叉性及应用性的特点是基本达成共识的，因此，这也就决定了其方法选择的多样性。

在公共管理学的研究中，笔者认为，有三种类型的方法基本占据主流的位置，而且，源于公共管理学科的庞杂性、综合性以及研究对象与内容的复杂性，这三种研究方法都是公共管理学科所必需的。

第一，具有哲学思辨性的、以概念的逻辑演绎为主要特征的研究。这是公共管理学科建构不可或缺的方法之一。冯契先生在谈到“方法论基本原理”时曾提出，最主要是两条:“一条是分析与综合的结合，一条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他又认为，荀子所说的“凡论者，贵有其辨合，有符验”中的“辨合”，就是指分析与综合相结合，而“符验”就是指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而要进行“辨合”与“符验”就要运用“类”“故”“理”这些范畴，“方法无非就是逻辑范畴和规律的运用，而逻辑范畴和规律又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和认识史的总结。”因此，这一研究方法的展开，需要在全面审查思想史中已有理论、概念或范畴的基础上来构建学科的概念体系，并使这一概念体系中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既不违背逻辑也不违背经验。不要因为这一方法的“思辨性”，而被公共管理学科所放弃。

第二，具有社会学背景的、以田野调查为主要特征的研究。如果说，上一种研究方法旨在解决“一般性、抽象性”或“宏大性”的社会问题的话，那么“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则重点解决的是“特殊性、具体性”或“微观性”的社会问题。且不说，一般意义上的公共管理学科需要方法的多样性，仅就中国公共管理学科所面对的现实场域的复杂性、特殊性而言，或者说“叙述中国经验”的特殊性而言，我们也需要这类“田野方法”。正如在中国做过田野调查的玛丽亚·海默所言:“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研究构成了我们理解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的基础。”

第三，具有经济学基础的、以数理统计为核心的量化研究。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以新兴科学即系统科学、运筹学、统计学与现代管理学为代表的定量研究方法获得了蓬勃发展，其应用范围已拓展到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从而成为社会科学领域内主流的研究方法之一。有学者通过对哈佛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课程设置信息的分析，得出结论是: 在课程内容上，7 大学院的 27 门课程中包括定量课程 23 门，定性课程 4 门，形成了以定量研究为主，定性研究为辅的课程模式。从量化研究方法在顶尖大学学术训练中的地位，我们可以判断，它在公共管理学科发展与建构中的地位应该是不可缺少的。

注：本文已略去引文信息，若需参考请查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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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 青鱼

文章来源 / 《学海》2019年第1期